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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人口焦虑时代正式到来
从基础的社会架构到行为群体和个体的推动，生孩子从来都不只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繁衍存续概念，关于生育有太多的额外社会价值值得深究和探讨，如今这个问题成为中国人最为焦虑和忧心的焦点了。
曾经有人反复强调中国人口总量居高不下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给上的重大考验，所以才会有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坚持和捍卫。我们不能马后炮式去批评这项国策的在当下构成的后果，毕竟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特殊的决策要素去决定能否有效，任何忽视前提条件去咀嚼成因的态度都是片面和狭隘的。
我们需要面对当下的人口焦虑，我们本质是要搞清楚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人口？需要什么样的人口以及人口结构化后面带来的利弊究竟以什么尺度来衡量？这才是我们当下陷入焦虑的根本矛盾。
生孩子真是一个大话题，现在这个话题的责任被热度推给了年轻人的不负责任，不结婚、不生孩子，甚至不想养老只想活在在当下，但这真得只是年轻人的责任吗？绝不是！社会氛围造就了社会态度，在价值观塑造和养成过程里，年轻人别无选择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最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自己都养活不起，结婚生孩子拖累下一代干什么呢？是啊，大部分年轻人的压力太大了，即使成家立业也很难稳定基础去抚养孩子，毕竟父母的责任非常重大。你可以说这种态度是一种逃避，其实也是一种无奈和辛酸！最近热播的《小舍得》电视剧几乎可以真实反映了当代年轻爸妈们的普遍焦虑和现实残酷，谁愿意把自己心爱的孩子逼成这样？但正是父母的责任和态度深受社会大环境熏陶，不可避免将出现这一幕幕的鸡飞狗跳！
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声音，中国个体活得太累了，十四亿人口够多了，生那么多干嘛呢？但真实的情况是个体的观感现在和宏观结构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背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健康且可循环的人口结构，而不是单纯总量评估。
好的人口结构是支撑经济社会有序循环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正在经历高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面夹击，或许最近这几年还不会构成重大冲击，但我们不得不忧心未来。当社会劳动质量开始出现普遍下降时，也就意味着综合经济效率和社会文化价值走向下降，而这两项内容的蜕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看看日本就了然了。
所以中国的人口矛盾正在由人口总量和社会资源配给转向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而过程中还夹杂着社会观念、个体价值等方方面面的牵涉，这才是大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清中国式人口焦虑的根本逻辑，否则一切探讨都归于片面和狭隘，终究无效！
一、人口结构过渡：中国式人口焦虑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虽然中国的人口总量依然维持增长，但区域不平衡和结构差异化的特点正在扭转传统认知，尤其这几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被曝光，这显示出我们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整个社会面对生育焦虑的深刻以及复杂，传统生育价值观面临巨大冲击，“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宣传看起来已经走向扭转趋势，多生优养似乎才是当下的应该被广泛提倡的生育逻辑。
为什么数年之间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以及独生子女的后续影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止于此，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思想和行为认知的变迁，或许更能解释当下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背负养育下一代的责任！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在初级经济建设阶段人们普遍都相信更多的劳动力代表着更强的生存力，因为彼时人们普遍从事简单劳动来换取原始资源，因此人们更愿意遵从这一普遍规律，所以生育欲望非常强烈！然而经过了生存扩张阶段之后，社会整体焦点转向更优配给，而这时候的存量人口结构和早期资源分配差异会带来层次内容的差异，即原始资源积累分化了社会群体，因而人们渴望更均衡的结构来体现公平。这个阶段就不会再是劳动力等同于生存能力了，人们对不同竞争力的适应有更复杂的理解，因而人口理解的角度就会出现剧烈变化，因为它不再是核心竞争优势，这种价值理解减少了生育欲望，促使人们重新认知生育必要性！
人口红利论显然更适合生存在一个国家的低层次发展阶段，在更复杂更高层次的经济建设内容下不再成为合理竞争优势！
而中国式的人口结构不止于此，首先我们在早期本身就是一个存量人口大国，而初期资源分配的失衡促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更极端的生育管控以尽可能地维持社会整体效率循环，这就是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否则我们不用指望后来的市场经济繁荣建设有序铺开！但从现在来看，长期基本国策确实加剧了人口结构的差异化发展，它和经济建设阶段的转换并不同步协调，但这是客观环境的转换并不能提前预期！
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冲突加剧当然不是一个好事情，但现在我们更应该接受并理性探讨这种趋势，而不是始终往后看！
二、宏观忧虑：低生育率会带来什么？
已经有过很多人口学专家探讨过低生育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劳动人口不足造成的经济效能低下以及由此带来内生循环阻塞，这种宏观负面会像梦魇一样成为国家面向积极的绊脚石，日本和一部分欧洲发达国家的例子就在眼前。
中国横跨人口高速增长到高速回落的时间过于短暂，这种剧烈转换的人口现象会逐步在各个领域产生冲击，从宏观认知到微观价值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去消化和弥合预期的转变。不要在当下小瞧这种现象的持久冲击力，“未富先老”和“未老先衰”任何一个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都不想看到，一个国家没有富强就先行迈入老龄化意味着内生动力开始走下坡路，而年轻群体的减少则从根本上降低了社会创新预期和引领未来进步的可能性。
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正面向高质量格局规划并尝试向高层次内容去积极探索，这个窗口是需要很多优质条件来配合完成的并不是简单的概念逻辑，而良好、稳定、可存续的人口结构会带来非常多优质要素去烘托过程和减少改革成本。
可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当下的状况并没有向积极的方向去呈现，高速老龄化和持续少子化很可能会把期待推向反面效果，这种背离恰恰是最应该受到宏观关注的。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人口是存续发展的基础，特别是高质量人口是孕育多元价值和捍卫要素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将被迫承压于一个存量内卷化日益严重的僵化型低效社会，日本就是！
拿日本举例，并不是说日本的经济有多糟糕，而是它们的经济内容所呈现出的状态是很僵化的，而我们这样一个长久依赖活力型环境推动的经济体很难承受类似转化冲击，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岛国经济，它陷入内卷是有传统坚守的，但我们不行！一旦陷入持久内卷，活力丧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影响当下也会伤害未来！
另外市场方面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一直都宣称中国是一个极具潜能的庞大多元待挖掘市场，而这个潜能的基础是高效需求推动的，如果中国经济内容长期陷入底层内卷化逻辑，那也就意味着潜能未待挖掘就提前消散了，而多元市场发展的动能哪怕是陷入僵局都极有可能诱发生产部门可持续发展逻辑，更别说走趋势扭转了。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人口结构化转变带来的不是单纯的个体艰难，宏观上的环境更加难以预料，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连一向淡定的央行都开始探讨生育问题，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金融发展的最根源问题。
三、年轻人的焦虑：不敢生
不同于很多人批评政策应对过于迟滞，我认为宏观审视低生育陷阱的态度是务实且深刻的，而且正在着手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不能过度偏激得去带着上帝视角来质疑之前的国策弊端，社会环境发展到如此地步，毕竟是基于探索一步步走到这般境遇。
当下的最大问题在于本就是独生子女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年轻一代面对生育问题陷入极大困惑：生孩子简单，但养育成本太高了！从怀孕开始算起直至孩子成人，一个家庭就要耗资数十万，更不要提如果想要孩子在一线城市这样的地方出人头地成为人中龙凤了，那更加残酷！这样的现实倒逼着年轻人去考虑下一代的时候显得特别窘迫，没人会真正顾虑个体的差异冲击，要么你在生孩子之前变得更加具有担当，要么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不如别人！社会压力是挤压整个中国生育欲望的头号杀手！
我曾经撰文写过，当下的情况是不敢生比不能生更难解决，不能生可能只是个体现象，而不敢生是基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拷问。当整个社会环境将更多附庸价值加注到生育过程中，我们注定无法舒缓年轻人的焦虑。
有太多的年轻人在考虑我们能否肩负现代意义上的父母责任，多数群体的答案恐怕都不甚合格。结构性呈现了整个时代的压力，不止是生育和养育，很多时候还包括了建立孩子相对正确的三观，而现在这个浮躁异常的社会连父母本身都不可避免得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如何做到分心给孩子带来更多？
小别离三部曲所呈现的东西或许只能呈现现代父母压力的冰山一角，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城市视角来叙述的内容，而在远离喧嚣的农村艰难更加困顿。在资源差异极端扩大的当下，父母和父母的不同境遇可能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不害怕饿着孩子，不害怕冻着孩子，我们更怕面对的是孩子成长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希望已经不再单纯是像我们小时候“长大成人”了。
竞争力焦虑可能过早被中国社会教育给了身为独生子女的我们，而作为父母我们把社会多元的理解和生存价值的差异化认知被动倾注给了下一代，这意味着孩子们被社会焦虑裹挟着成为了环境下的牺牲品。
生得小心翼翼，因为“奶粉昂贵”；养得遍体鳞伤，因为“引导压力山大”，一家子上有老下有小，夹缝中的我们又被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敢生吗？
四、中国缺乏健全的生育保障体系：谁来捍卫正确的生育价值观的权益？
现实如此避无可避，我们整个社会都必须重视当下这种现象，中国确实在经历人口价值转化的过程，宏观和个体的认知差异如此巨大，顶层期待更优质的人口结构，而底层迫于压力削弱了正常的生育价值认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归根到底在于整个中国社会没有清晰地认知生育保障体系的重要性，鼓励生育不能光靠放开二胎三胎这样的策略来宣传，个体需求下的认知不会轻易因为一项策略而改变，尤其在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国策的体制下，当人们认可了过去被强制推行的简单剥夺后，想要快速恢复生养欲望几乎被证明无效。
也有专家提出生育补贴、假期等福利举措，但基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存量和差异化的城市财政，这基本就是一个近乎荒诞的建议。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于缓解长期家庭养育成本，把过多的功利期待剥离出去，回归一个健康的生育环境，否则仅仅依靠一两项福利是难以让年轻父母们改变想法的。
从生、养到育，这中间包含了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社会资源供给优化、教育体制改革等诸多深刻内容，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生育保障体系打破年轻人对于生育环境的消极认知，推动自然生育率提升。
比如教育体系改革就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作为养育环节下最核心的内容，我们显然让太多的社会焦虑挤压了正确的教育期待，那些几乎被“上进压力”逼疯了的孩子和父母们就如同《小舍得》里的情境，所有人都被逼入了死角。多如牛毛的培训班、辅导班、兴趣班以及被异化的教育资源供给方式，都被当成“极其苛刻的上进努力”强加到了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教育本该是树立孩子正确成长基础的积极环境，可你静心看到眼前的中国教育体制，哪里还有“郎朗书声”？知道为什么现在连顶层会议都开始关注学区房的问题吗？就当前这种教育环境不改革如何让人们正确认知教养的正确价值观？
我们必须把这些额外资源赋能剥离教育本质，让校园回归基础的教育功能，打破因资源差异给家庭造成的压力困境，让育人架构在社会、学校及家庭价值中回归本源和纯粹。
而其他方向上的问题也都面临极端异化的结构性弊端，都需要一个明确统筹并强力推动的改革过程，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生育保障体系。
五、高质量人口发展才是中国各个层次的价值共识
其实无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聚焦结果如何，也不论数据呈现多么意外或情理之中，其实我们都清楚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育陷阱里。
从自然人口增长的定义上说，中国的结构性人口问题在当下确实变得更加尖锐了，因为宏观述求的紧迫性和微观欲望的客观性已经拉开了期待的距离，前者希望借助更加优质的人口结构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未来，而后者被沉重的现实挤压被迫接受异化的生育观。
对于宏观而言，期待用宣传来引导和扭转生育观的策略恐怕不会奏效，二胎政策执行这几年各地依旧难以阻挡人口快速下降的现实，我们需要基于更加务实的体制内容来针对性解决。统筹设立新的生育国策，放开生育权限，补足基础框架上所有涉及生育保障体系的空白，综合改革现存生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从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来看，没有长期坚持的政策体系支撑，我们基本上无法真正让社会重新思考生育观。
高质量的人口发展论述才应该是中国各个层次的价值共识，而不该只短视到以当下的困境来解决问题，那同样是功利化思考的歧途。
而对于个体而言，生育权确实是个体诉求的表达，谁也不能强迫大家生孩子，但我们千百年存续的基础也不过是幼有所养老有所依，尽管社会环境的发展造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压力沉重，但最美不过天伦不是吗？我们应该期待国家对于现状的审视是及时并有效的，但策略的应对毕竟需要兼顾多方也需要考虑容错率，我们能做得就是在我们愿意承担孩子的期待时更多把责任放在积极上。
一个复杂的人口结构转化过程，无论如何都需要在博弈下去达成共识，这需要合理的规划也需要周期实践去佐证，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一定会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负责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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